馬龍潭

父親生于20世紀40年代。在祖父“讀書當官”的期許中，他勉強讀到初中二年級，卻終究與仕途無緣。年輕時，他當過民辦教師，又輾轉縣劇場、縣財政局工作，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的一場澇災將他推回黃土地。此后數年，他種田、修堤，直到鎮上新建的棉花加工廠招工，命運的齒輪才再次轉動——父親穿上工裝，成了“工人老大哥”。

從動力組學徒到車間主任，父親的成長離不開師傅袁廠長。袁廠長是技術骨干，他見父親有文化基礎，動手能力強，雖然性格剛直、不擅變通，卻有一股子韌勁，便把在棉花加工廠做雜工、收棉淡季還需下放回農村的父親收為徒弟。師傅帶徒弟，“嚴”字當頭。他常叉腰站在轟鳴的柴油機旁，吼聲蓋過馬達：“螺絲擰三圈半，多一絲少一毫都不行！”罵歸罵，手藝卻傾囊相授。父親說，師傅有項絕活：隔著幾百米聽柴油機的轟鳴，就能判斷出故障。

那些年，父親跟著師傅摸透了廠里每一顆螺絲。20世紀70年代末，父親所在的動力組發展壯大為動力車間，這是全廠棉花壓花、脫絨、打包等生產加工的核心。正值當打之年的父親工作愈發熱忱且積極。他終日與135馬力的6160柴油發動機為伴，轟鳴聲震得耳膜發顫，一身工作服浸透油污，白手套變成炭色。“那時候是真苦干啊！”他后來回憶道。某次柴油機軸承損壞，采購的替換件軸徑卻粗了一號。父親土法上馬——用鉚釘固定鉆頭，裹著砂紙如鐵杵磨針般打磨，不時用卡尺測量直徑，硬生生讓機器盡快恢復了運轉。父親說：“機器和人一樣，你糊弄它，它就敢撂挑子。”

后來，廠子擴建，父親當了動力車間主任，自然也要帶徒弟。他秉承了廠長師傅的帶徒風格，“嚴”字當頭，技術上卻毫無保留，并且也像袁廠長一樣愛護徒弟。徒弟們怕他——修機器時誰手抖一下，他能把扳手砸得鐺鐺響。可遇上事，他也護犢子。一次他的大徒弟值班，發生了事故，機器連桿崩裂，廠領導要追究當班工人的責任。父親一邊帶人抓緊維修、恢復生產，一邊對一臺機器帶幾臺脫絨機導致小馬拉大車等情況進行了透徹分析，說道：“該問責的是決策人！”最終，袁廠長一錘定音，保住了當班工人。我讀初中時，曾在棉廠宿舍住過三年，常見到父親的師傅袁廠長。老人飽經風霜的面孔透著威嚴，看我的眼神卻滿是柔和。我和父親的徒弟們相處得很熟，聽那些年輕帥氣的叔叔們尊敬地稱呼父親“師傅”，內心滿是自豪。

改革開放后，袁廠長退休回了武城老家。父親幾次想去探望，卻總被瑣事絆住腳。直到某日傳來消息——師傅病重，想見他最后一面。那天下著大雨，父親蹬著自行車在泥濘里跋涉了二十里，還是遲了。這件事，成了他一生的心結。

退休后的父親總愛在廠區外徘徊，新式電機的嗡鳴取代了柴油機的咆哮，他卻說那聲音像漏拍的心跳。